Q:什么是徽商？徽商是什么意思？
徽商，又称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旧徽州府籍商人集团的总称。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徽商的形成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滋生条件
1、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2、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4、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发展时期的特点
1、遍布全国，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2、经营品种广泛，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文房四宝）。
3、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小本经营、由小到大。
4、资本雄厚。如休宁人任福光在江淮从事贩盐，拥有船等4艘，所销之盐占淮盐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
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 朝的国库存银仅7000万两。
5、经营之道。信守的经营理念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信誉。
6、获利致富后回报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扬州徽商捐大米6万石，200万两银子。
徽商的经营道德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徽商的兴盛与衰落
历史上称雄中国商界的徽商，是怎样兴起的，又是因何衰落的？
徽州与经济发达地区毗邻，境内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磁通极为方便，山货土特产品又极为丰富，有商品流通的物质基础。同时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赡一，山民不得不“远贾他乡”。“求食于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骆驼”精神，外出经商常常数午不归，不辞山高路远，虽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无不涉足。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文房四宝”、漆、扣和茶叶。成化以后，因明王朝改变“开中法”，把商人输粮边区，换取食盐，在一定区域贩卖的方法，改为商入在产盐地区呐粮给盐，听其贩卖。这样一来，重要产盐地区一一两淮、两浙，成为盐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渐以发展盐业经营而雄飞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形成了盐、典、茶、木四大行业。除比，还有布匹、丝绸、粮油、陶瓷、漆器、药材、徽菜，以及山杂南北货、京片百货等多种多样行业．对徽商来说，只要有利可图；无业不就。徽商经营方式也灵活多样，大体有这样五种：一是走贩（长途贩运）二是团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三是开张(广设店肆，开展竞争)，四是质剂(经营典当，权子母钱)，五是回易(以所多易所鲜)。也有前店后坊或设厂兼营直接生产的．如郑天镇、朱云治在福建开采铁矿、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织厂、汪长兮在房村制造曲蘖，都是一面生产，一面贩卖，合工商业于一身。
徽商资本，开始虽多由小本经营致富，但也有官僚资本参杂其中。商人家属已成显宦，享受特权明清都禁止官吏经商，但官僚家属不禁止，增殖资本；或由其他官吏委托巨款，代为营运．分得润余。明代以财富称雄的徽商，往往以钱财珍宝结纳权贵。如墨商罗小华，为明代权奸严嵩的儿子严世藩的入幕之宾。富商吴养晦说：他的大父曾欠纳盐款20余万。如不勾结权贵，岂能欠下国家这笔巨款。
徽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历时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年之间，不仅使过去商人亏欠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世以盐业起家的身为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法，徽商遭受损失，酸留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尽管曹振镛这样说，旦盐政的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
二、清咸丰三年，户部占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办辱好，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奕许采用，反以为受苟人指使，严加斥责。这样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也很大。
三、清康乾时，对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咸丰四年起实行“厘金”，税卡林立。向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也不象过去那样容易了。
四、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手工业晶，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
五、泥古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的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浙商帮的竞争中，逐渐为其压倒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延绵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庐舍为墟。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总之，徽商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历史虽然很长，但由于没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就决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运。
徽商兴衰的文化解读
经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因素。区别只是在于：产业层次越高，文化因素就越浓，文化对产业发展的作用就更大。商业作为第三次产业，是文化因素最易汇集、文化含量较高的产业，徽商的兴衰就对此作了历史的实证。可以认为，文化是徽商的“神”，而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只不过是徽商的“形”。在文化更为繁荣昌盛的今天，从文化层面解读徽商的兴衰，对于正确认识徽商精神，从历史借鉴中有选择地弘扬徽商精神，以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现代经济，会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一、徽商的兴盛与徽文化的作用
在明清时期中国兴起的“十大商邦”中，徽商以“左儒右贾”的特色而区别于其他商帮，充分体现了徽商厚重的文化因素。中国的用词习惯是“左”重于“右”，我以为，用“左儒右贾”而不是“亦贾亦儒”来概括徽商的特色，可能更为确切、更为深刻，其确切与深刻之处在于：文化对徽商的兴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徽商的兴起而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化，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徽文化”。徽商作为一个商业集团，始于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间（1457 -1505年），而徽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它的起点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比徽商的产生早近千年。徽州是典型的移民地区，古徽州的人口大多是在历史变故中迁来的中原地区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是士族富户。如据史料记载，西晋“永嘉之乱”（307-313年）时，因避战乱而由中原迁入徽州的士族有程、鲍、俞、黄等十五氏；唐末黄巢起义(875-884)时，迁入徽州的士族有陆、陈、叶、孙等四十八氏；两宋之际、元末明初，更有大量的北方移民至徽州定居。这些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丰富的文化，徽州地区的每个家族、每个村落，从一开始就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经过千年的文化积淀，在徽州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诸多条件下，才孕育和造就出赫赫的徽商，徽文化对徽商的“神”和“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徽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大体系：一是观念文化，二是制度文化，三是地域文化。观念文化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它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徽州号称“东南邹鲁”，又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封建理学的观念文化在徽州地区牢固地处于思想统治地位；制度文化是社会管理和政治层面的文化，在封建社会的基层，它的核心是以家族宗族乡族为形式的宗法制度文化，徽州地区形成并保留着最完整、最有效的家族宗族乡族结构体系，世世代代维系和控制着徽州人的思想和行为；地域文化是劳动人民历史地创造的乡土文化，但徽州的地域文化却是层次很高的乡土文化，扬名于世的就有徽剧、徽菜、徽派建筑、徽州朴学、徽州版画、徽州篆刻、徽州文书、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等，洋洋大观，光彩夺目。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在古徽州地区根基很深，又密切联系，从不同层面推动徽商的繁荣发展。
观念文化从思想理念的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古徽州地区的一个特殊条件是人多地少，这里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在晋末、唐末和北宋末期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中，徽州地区人口猛增，导致耕地不足、粮食短缺，在人口的重压下只得外出经商图生，是产生徽商的最初动因。徽州地区儒风甚茂，受封建理学的深刻影响，徽州人仍然崇尚业儒进仕、扬名显宗，所以，徽州地区书院甚多，明清时期考取进士、状元的徽州人屡为安徽之冠。读书做官固然很好，但成功者毕竟只有少数人，而经商是一条相对容易的道路，因而大多数徽州人便“弛儒而张贾”，经商便渐成风气，形成“徽人什六七从商”的局面。不过，他们在经商过程中，总以多种方式与封建衙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徽州盐商更是依靠封建朝廷授予的特权而大发暴利，出现了一批“红顶商人”；他们在经商获利后，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又“宁弛贾而张儒”，利用雄厚的资财，重振儒业。在儒、贾两个方面，徽人“一弛一张，迭为相用”，不是力图从贾成富，就是追求业儒为官，官与商互助，成为徽商的一大特点。而在封建社会条件下，这正是商业集团取得成功的社会政治条件。在从商过程中，徽商更以儒商为荣，他们笃信“生财大有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 （《黟县三志》卷十五《舒君遵刚传》），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仁心为质，和合为用，程朱理学的价值观、义利观渐成徽商的经营理念。徽商的大量史料表明，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从观念文化层面对徽商繁荣发展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
制度文化从家族和社会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着“双重统治格局”的制度体系，即封建朝廷的上层统治和基层组织的社会统治，亦即 “国”与“家”的统治，两者的统治通过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在深层次上的联系而牢固地连接起来，史学界称之为“家国同构”。中国封建社会基层组织统治体系的基础，是家族宗族乡族严密而有序的组织，这在古徽州地区表现得最为充分。从中原迁来的每一户土族都希望能在徽州繁衍发展、举族兴旺，乃以家谱、宗祠、祭祀等多种形式维系着家族的精神与文化联系，各姓氏、各门户都有很强的凝聚力和进取性。往往是，一人从商，族人跟进，一人有难，全族相助。宗族中的每一户人家，都以家族为重，以从商的业绩光耀门户，为族人争光；而族人又以经商富户为楷模，鞭策子孙，努力奋进。徽州的商人以家族宗族乡族为纽带，表现出很强的团队精神，所以，他们能走出徽州，在各大城镇和商埠从商，不仅站稳脚跟，而且能蓬勃发展，形成气候。他们联合宗族势力在许多城市建立富丽堂皇的会馆，就是历史的见证，可以说，这种以家族宗族乡族为基础的制度文化对徽商繁荣发展的巨大作用，是中国的其他商帮难以相比的。
地域文化或乡土文化从个人素质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徽商是一个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非常注重从书本中去学习经商技能，又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提高，非常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可以说，这也是繁荣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所培育的。徽州商人在幼年时期大多在由宗族兴办的学堂或书院受过启蒙教育，成人后已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而走向商海；许多商人本身就是理学信徒、诗画戏曲爱好者或文物方面的收藏家，更有一些商人本身就是理学鸿儒、诗人、画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戏曲家。他们经商致富后，更加热衷于乡土文化建设，在家乡投资办学、刻书、藏书、建戏班、办文会，给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繁荣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抚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徽商，而徽商的发展又为徽州地域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在浓郁的地域文化熏陶下，徽州商人的个人文化素质比较高，对徽商繁荣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二、徽商的衰落与徽文化的局限
从明中叶到清朝嘉庆年间，徽商雄飞中国商界300余年，清道光以后则逐渐趋于衰落。徽商的衰落有多种复杂的原因，但与徽文化的局限性也有密切的关系。
徽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它固然有历史的贡献，也必然有历史的局限。深入研究徽文化的三大构成体系可以看出，徽文化的历史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从观念文化而言，程朱理学是徽文化的核心，当中国社会逐步进入近代社会时，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思想理论，仍顽固地维护走向衰落的封建制度，严重地禁锢人们的思想观念，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思想桎梏。其次，从制度文化而言，家族宗族土族体系是封建社会基层制度的组织体系，在基层社会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当中国社会逐步进入近代社会时，家族宗族乡族的落后性也就日渐显现，成为社会进步的制度锁链。第三，从地域文化而言，尽管同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的性质不同，其功能与作用也不因社会制度的变化而丧失，但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条件下，其功能与作用必然会受到很大限制，有的只有历史价值而完全没有应用价值。徽文化孕育着徽商，从深层次推进徽商的繁荣发展；同样，徽文化的这些局限性也束缚着徽商，在社会进步和制度变革的历史潮流中，成为导致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
受观念文化的影响，徽州商人在社会进步的条件下，仍然背负封建理学的思想包袱，当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时，许多人仍将故里理学的义利观继续视为商业成功之道，固守传统的经营理念，依附封建社会的经济体系，没有将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老路，仍将大量的商业利润流向进贡官府、购置土地、奢侈消费乃至建祠堂、修坟墓、叙族谱等方面，在封建社会的末期仍然充当坚定的封建制度卫士，当封建制度的大厦摇摇欲堕时，他们也就祸及自身，最后只得破产衰败。比如，作为徽商支柱的盐业垄断权在道光年间被朝廷剥夺，就注定了徽商作为封建商帮的衰落。沿海地区的一些大商人就注意到把商业利润转向产业资本，投资、兴办近代企业，走资本主义道路，与安徽毗邻的浙东宁波商帮、苏南洞庭商帮就能在社会转型时期适时调整资本投向，成为中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可以说，受观念文化局限性的束缚，徽商在历史转变关头丧失了发展机遇，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受制度文化的影响，徽州商人极力维护家族宗族乡族对基层社会的统治格局，既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力量，又分割了他们的商业利润，在社会进步的条件下也就必然会走向衰落。徽商以家族宗族乡族为纽带，商人之间“相亲相助”，对于化解风险、开拓市场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徽州商人却长期固守家族宗族乡族的狭隘联系，单凭一家一族经营，就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力量，在市场竞争中难免处于不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徽商的企业形式还是一种落后的家族组织形式，家族宗族乡族之间的商业关系只处于“联谊”状况，没有跨过资本联结这个“坎”，大量的商业利润不是转向产业资本，而是流向家族宗族乡族的消费性投资方面，并且以此为荣，代代相继，从而严重地消解了资本增值能力。还有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是，受家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为维护家族下一代的门户平等和子孙兴旺，徽州上一代商人艰辛创业所积累的资本，往往是向子孙均分遗产，将家族的整体资金分割为零散资金。如明清之际的徽州休宁商人汪正科，将经商30余年所积资本购置田地、山场后，让子孙拈阄均分（见《汪氏阉书》，现藏安师大图书馆）。遗产均分制分散了徽商的商业资本，与资本主义的积累走势完全相反。可见，以家族宗族乡族为核心的徽州制度文化的影响，必然会加速徽商的衰落与消亡。
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徽商的行为理念有很大的封闭性和保守性，越来越落伍于时代进步的潮流，也是导致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以徽剧、徽州建筑、徽州版画、徽州文书、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理学等为代表的徽州地域文化或乡土文化，是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这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应该吸收其他先进文化的积极因素，加以改造和提升，才能具有时代的新活力，为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服务。比如徽剧就是因为进京后吸取其他剧种的新因素而改造为京剧，已成为国粹而经久不衰，深受国内外人民群众的喜爱。但是，其他门类的地域文化就没有这样的幸运。徽商是地域文化建设的投资者，他们为故里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而自豪，热衷于设义学、办书院、建试馆，“好儒而贾”，但他们所好之“儒”，却是日渐落后之“儒”、排斥先进文化之“儒”，在义学、书院里培育出来的后代，也是满脑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习惯的后代，他们难以应对时代发展对徽商的挑战，不能担当扭转徽商衰落的大任。加上其他多种多样的社会经济因素，徽商的衰落也就具有必然性。
三、历史的启迪：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建“新徽商”
徽商的兴与文化相通，徽商的衰又与文化相关，徽商从兴到衰的历史表明，徽商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所包含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地域乡土文化，在徽州商人身上融为一体，相互影响，是徽商的“神”。这种文化现象又是以儒家思想和封建理学为核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必然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在徽商处于上升时期，文化的精华因素起主导作用，在徽商处于下落时期，文化的糟粕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如果认为文化是徽商的“神”、各种商业活动只是徽商的 “形”的话，那么，它给我们的历史启迪是：商业不只是利润，更重要的是文化；任何商业集团都应该着力充实文化因素，特别是要不断地吸收先进文化因素。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具有时代风格和安徽特色的“新徽商”，必须以先进文化充实和提升徽商的“神”，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建“新徽商”。
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建“新徽商”，首先应该正确认识徽商文化的精华，剔除徽商文化的糟粕，将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的“徽商精神”发扬光大。研究徽商的大量文献对“徽商精神”都作过概括，但我以为，真正的“徽商精神”应该是“徽骆驼精神”。明清早期的徽州商人在十分困难的境况下，敢于闯天下，把生意做到大半个中国乃至东南地区，就是在于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耐磨，他们在商业竞争中“一贾不利两贾，两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见光绪《祁门倪氏族谱》卷下《诰村淑人行状》），从而将商业由小做大、由弱做强。这种如骆驼般的自强不息、负重进取的精神，是一种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那些封建理学的保守性、封闭性和自私性，以及亦贾亦官、以官通贾、以贾求官的行为观念，都应作为糟粕而要唾弃。因此，不能以怀旧的心态评价徽商，也不能不加区别地提出弘扬徽商精神，而要去其糟粕，弘扬精华，发扬光大徽商精神中的精华———徽骆驼精神，才可能重振昂扬向上的徽商雄风，构建新时代的“新徽商”。
其次，在文化多样化的新时代，既要积极吸取先进文化因素，又要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因素，以提升商业文化的品质为主线，培育和增强“新徽商”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商业不是制造业，提高商业的核心竞争力，文化因素比技术因素更为重要。商业企业固然要引进先进技术，改进经营方式、提高服务效率，但更重要的是应积极吸取先进文化因素，将提升商业文化品质作为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线，在企业与顾客之间、经理人员与职员之间，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和人文关怀。当前，制造业的经营战略已由市场占有率上升优先战略转向生产率上升优先战略，商业企业的经营战略也应该由利润增长优先战略转向文化提升优先战略。实际上，徽商的许多经营之道，就渗透着浓郁的文化品味。在文化繁荣和进步的新时代，积极吸取先进文化因素提升商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更具有必要性。另一方面，商业作为服务业，是多种文化因素易于汇集的行业，也是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容易藏污纳垢的行业，在文化多样化的新时代，抵制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对商业的侵蚀，也就更具有紧迫性。历史上徽商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落后文化、腐朽文化的慢慢侵蚀。因此，接受历史的教训，适应时代的要求，积极吸收先进文化因素，坚决地抵制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应成为构建“新徽商”的时代课题。
第三，在先进文化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新徽商”的构建和发展必须增强“文化自觉”。世界发展史表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当经济基础发生变革、社会结构处于转型时期，文化往往起着一种先导性的作用，认识这种作用，又注意发挥这种作用，学术界称之为“文化自觉”。对于徽商而言，文化是其“神”，各种经营活动只是其“形”，文化在徽商发展史上显现的这种作用表明，徽州商人是具有“文化自觉”性的商人集团。古徽州地区“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说明徽州商人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训练，从商时又“贾而好儒”，就是他们“文化自觉”的表现。在新时代构建“新徽商”，应该弘扬这种“文化自觉”，只不过已不是儒家思想和理学精神上的“文化自觉”，而应该是先进文化标准上的“文化自觉”；也不是狭义上的“文化自觉”，而是广义上的“文化自觉”，把提高商界的思想道德素质放在突出地位，倡导“以德治商”、“以信养商”，充实商界的文化底气，增强商界的“社会责任”意识，再造“新徽商”的新风貌。
徽商精神的内涵及现代价值
徽州经济文化领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认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财富之源，其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敏锐的创业眼光。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于其他商帮要优秀得多，因此能够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界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明正德、嘉靖间歙县商人程澧出吴会、尽松江、走淮扬、抵幽蓟，“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他虽“坐而策之”，四十年后却“加故业数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说徽州商人“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
二、进取的人生态度。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异地的陌生、商路的艰险，无不从肉体到精神残酷地折磨着他们。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著称的徽州人，都能肩负父兄、家族生存发展的重负，义无返顾地“离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近者岁一视其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扰未厌焉。”歙县商人许荆南在荆州贸易，生意亏本自感无脸回家；其子许尚质继承父业，“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后在四川活动二十年，虽家资百万，也“不竞芬华”。正是他们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气和经历，为徽州人树起了不朽的“徽骆驼”纪念碑。
三，诚信的处世风格。在商业资本的盘剥下，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受害极深，于是“无商不奸”之类的诅咒此起彼伏。然而这正表明了一个事实：讲求商业道德，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徽商举起“诚信”的旗帜，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心态走进市场，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自然博得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费的欢迎，使他们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处处受益。徽商吴南坡“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平价售粮的举动，都使徽商“诚信”的风格得以彰显，进而成为徽商集团的标识。
四、合作的人际关系。相对于商海的狂风巨浪，个体的商人只是一叶扁舟，因此，在徽商这样的集团里，他们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依然执着，善于处理同宗人士的关系，并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宁义士金声说：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他们也注意强化同乡的情谊。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会馆，就是徽商将具有地缘关系的同道拢聚在一起的重要据点。即便是与消费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长期关系。清代歙县商人吴炳留给子孙的是十二个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说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犹深感“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
五、超首的契约意识。正是在频繁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徽州商人依靠“约”和“法”来维护权益、协调关系的意识慢慢觉醒，并逐渐形成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现存涉及社会经营活动方方面面的、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就反映了徽州民众这种“民间法”由原始走向规范、走向成熟的历史演进过程。长期为外人所责难的“徽人好讼”，实际上正是徽州人致力于构建法制社会的一种民间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