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界线的话，那么，根据多数语言学者的共识，造成这条界线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在语言“本身”，而是语言以外的其他政治和社会因素。在区别“方言”和“语言”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该语言的“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程度。如果某种方言曾经被书面化(这通常是标准化的前提)过、而且已经达成一定程度之标准化的话，我们就将其称之为 “语言”(Terralingua nd)。
Peter Trudgill 就曾经这样宣称，对他而言，“语言”就是“一种独立的、标准化的变体 ……，而且有她们自己的生命(independent, standardized varieties ... with, as it were, a life of their own)”(引自Terralingua nd)。以这种标准来看，这个世界上多数的既存语言，可能都无法被称之为是一种语言。事实上，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其实都存在著很多可能变成“语言”的方言。然而，如果论及历史发展的现实，我们却发现到多数的语言都没有完成这个标准化的程序，而被人称之为“方言”。相反地，只有某些特定的语言被某些人刻意选取出来，而成为所谓的“语言”。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种历史发展的现象呢？为什么某些语言最后变成“语言”而某些语言最后变成“方言”呢？ Terralingua (nd)正确地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追问是谁在从事这些标准化的工作？是谁从这些标准化的工作中获得好处？答案很明显，正是那些菁英、国家机器的建构者、以及教会代表。正是这些人的选择，决定了一个语言是被称之为“语言”或者是“方言”。
因此，所谓“方言”或“语言”的分类，其实反映的不是语言本身的优劣，而是语言使用者的相对政治权力。一个语言之所以被称之为“语言”，那是因为使用这个语言的人掌握了政治决策的权力。相反地，一个语言之所以被称之为“方言”，那是因为使用这个语言的人被剥夺了标准化其语言的权力。就像Max Weinreich所宣称的“语言就是拥有陆军和海军的方言”一样，Terralingua(nd)也用类似的方式对“语言”下定义：“语言就是拥有国界的方言”、“语言就是菁英所推销的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