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走进商店，黄牛党即前簇后拥，紧跟左右，悄声问侨汇券有口伐？」
因此，「黄牛党」者，所谓的「电影票黄牛」、「侨汇券黄牛」之类的「黄牛」之谓也。当一个社会里有着过分庞大的无业游民，这些无业者遂会从正式的社会关系里硬是挤出一些空间，许多人即可依靠这种空间而生活。例如看电影买票，这原是一种正式的消费买卖关系，但失业者却硬是制造出「电影票黄牛」这个空间，他们勾串电影院票务人员，抢先取得电影票，而后加成出售给消费者。当失业者够多时，他们甚至不必勾串票务人员，单单用人海战术排队，即可抢先买下大半的票券。这是从正式关系里骈生出来的非正式关系，没有生产性，而是地下经济的环节之一。
某些地下经济具有 社会避震效果
上海昔日的「黄牛党」，所从事的是被过度分化的中介行为。就现象而言，它被定义为「恃气力或势力，采购物资及票务凭证后高价出售以图利」；而就社会面来说，正是因为有了「黄牛党」，许多无业者遂得以糊口度日。地下经济的某些类型有社会避震的效果。早几年意大利学者马丁努（A. Martino）在《另一种意大利经济奇迹》里即直言：「在意大利所谓地下经济，乃是我的同胞们天才般的杰作，是使意大利免于经济崩溃的第二奇迹。」而上海的「黄牛党」，同样的也替昔日的上海缓和了许多失业及失业所造成的社会问题。
于是，上海的「黄牛党」与「黄牛」，遂被台湾所继承，这种畸型的中介行为，衍生出许多「电影票黄牛」、「球票黄牛」、「纪念币黄牛」等，而遗祸最大者即是「司法黄牛」。其它「黄牛」，多半是可怜的社会边缘人，可恶但却可悯，而「司法黄牛」则否，它是某些具有特殊权力关系者所从事的中介勾当。他们以金钱中介司法，使法律上的是非被金钱所扭曲，遂有了「有钱判生，无钱判死」的恶果。「司法黄牛」是一种大罪。
近代台湾，有许多语言词汇都受到上海的影响。一九五○至六○年代的台北，由重庆南路到博爱路，尤其是衡阳路一带，包括书局，药房、绸缎庄、糕饼西点行、摄影器材行、银楼、茶庄，差不多都被老字号的上海店铺所进驻，而如绣花鞋、旗袍、沪式餐厅及点心店等也都向周边辐辏。沪式审美观念也影响到当时妇女的妆扮上，那是白先勇的《台北人》的时代。而在语言上，我们今天已视为平常的词汇也在那时出现，例如「放鸽子」（指欺骗或非欺骗的爽约），「吊膀子」（指男女双方的勾搭），「空心大老倌」（指缺乏实力充壳子），「花瓶」（指人与事的好看不中用），「孵豆芽」（指窝在家里无所事事），「揩油」（指占小便宜），「仙人跳」（指用美人计诈财），「开房间」（指男女非正常的至旅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