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中国2003年GDP增长了9.1％，而全国用电量增长15.3％，远远高于经济增速，用电紧张现象仍不见缓解。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电力增长率相对 GDP增长率的比率（即电力弹性系数）大致为1的经验看，中国的电力紧张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地下经济的广泛存在。
运用类似的技术，Schneider先生估计2000年，发展中国家灰色经济的比重已经占到官方GDP的41%。在赞比亚，这一比重达到60%。而在巴西和土耳其，大约一半的非农业劳动人口在“非正式”的经济部门就业。而在经合组织国家中（OECD）,灰色经济的比重要低得多，但也不可忽视，占到了经总量的18%。
灰色经济大量存在，其存在的原因很明了，因为在看不到的地方进行经济活动，有诸多好处。首先不要汇报收入，从而可以逃避所得税。其次不缴纳社会保障，降低了雇主的人力工资成本以自肥腰包，因为社会保障通常要从税后所得与工资单之间抽出一大块。此外，雇主还可以从压缩劳动保护、环保、以及职工健康保险的支出中，节省一笔钱，更别提知识产权的问题了。
的确，在国别对比研究中，一国的税法越是复杂，监管成本越是昂贵，其地下经济所占GDP的份额就越高。这解释了，在发达国家中，为什么西班牙、希腊、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地下经济份额很大，而美国、加拿大和瑞士的地下经济份额相对较小的问题。近年来，一些贫穷国家地下交易在上升，大部分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严厉的援助项目，使税收增加，从而令一些企业家隐身遁迹。
几乎所有研究灰色经济的文献都认为，税收和社会福利保障开支的增加是导致灰色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因为税收影响了人们在工作与休闲之间的选择，也刺激了灰色经济领域劳动力的供给。人力总成本与实际税后收入的差距越大，逃避这种差距而到灰色经济中工作的激励也越大。这些差距主要体现为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和总税收负担。按照中国现行税法，个人所得额税的起征点是800元，而800元离中国大城市的最低消费水平不远，这些不合理的规定导致中国逃避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的现象比比皆是。
政府加强监管也会导致灰色经济的增加，因为政府监管通常带来人力成本的增加，而这通常被转嫁给个人，从而促使个人选择从事灰色经济活动。
灰色经济的膨胀意味着政府收入的损失，随之带来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而政府收入的不足进一步导致公司和个人的税率提高，从而进一步刺激了灰色经济的昌盛。
扩大税基、削减税率以及增大执法力度会有所帮助。法瑞尔认为，如果土耳其政府成功地把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由64%提高到90%，那么增值税的税率就可以从 18%下降到13%，并保持税收不减少。如果税率仍然保持高水平，而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