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税率和税收结构的调整直接造成交易成本的增减，从而可产生抑制或刺激市场的效应并为监管者所利用；
3、行政手段。指政府监管部门采用计划、政策、制度、办法等对证券市场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和管理。与经济手段相比较，运用行政手段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具有强制性和直接性的特点。例如，在证券发行方面采取上市审批制度，行政控制上市种类和市场规模；对证券交易所、证券经营机构、证券咨询机构、证券清算和存管机构等实行严格的市场准人和许可证制度；交易过程中的紧急闭市等。
行政手段存在于任何国家证券市场的监管历史之中。区别是在市场发育早期使用行政方式管理多些，至成熟阶段则行政方式用得少些。早期证券市场受社会经济诸方面条件制约，往往是法律手段不健全而经济手段低效率，造成监管不足的局面，故需行政手段的积极补充。然而，证券市场毕竟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伴生物，其充分的市场经济特性必然要求伴随市场的成熟与完善，逐步减少行政干预，因为过多的不恰当的行政干预容易形成监管过度，扭曲市场机制。
自我管理
一般证券市场监管均采取政府管理与自我管理相结合的形式。自我管理（或称自律管理）之所以在证券市场管理中占重要一席，相当程度上是西方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结果。在市场出现到政府全面介入前的历史演变中，自我管理成为市场管理的主要形式。此外，证券交易的高专业化程度和证券业者之间的利益相关性与证券市场运作本身的庞杂性决定了对自律管理的客观需要。应该看到，政府监管与自律管理之间存在主从关系，自律管理是政府监管的有效补充，自律管理机构本身也是政府监管框架中的一个监管对象。近年来，集中化证券监管和强化政府监管地位正成为各国尤其西方证券市场管理的发展趋势。
证券监管的目标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在国际范围内提出了证券监管的主要目标：保护投资者；保证市场的公平、有效和透明；减少系统性风险。而对于证券监管的目标或宗旨，世界各国证券立法的表述并不相同。美国1933年《证券法》包含两个基本目标：1) 向投资者提供有关证券公开发行的实质性信息；2)禁止证券售卖过程中的误导、虚假和其他欺诈行为。很显然，保护公众利益是美国证券立法突出的精髓。美国 1986年《政府证券法》指出：“政府证券交易受公众利益的影响，为此必须使：1)为该交易及与其有关事宜或活动提供统一性、稳定性和效率；2)对政府证券中间商和政府证券交易商普遍实行适当的管理；3)规定相应的金融责任、账务记录、报告及有关的管理办法。从而保证一个公平、公正和高流动性的政府证券市场，以求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日本《证券交易法》（1984）列明：“为使有价证券的发行、买卖及其他交易能够公正进行，并使有价证券顺利流通，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及保护投资者利益，特制定本法律。”韩国《证券和交易法》（1962）规定：“本法旨在通过维护证券广泛的和有条不紊的流通，通过保护投资者进行公平的保险、购买、销售或其他证券交易，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台湾《证券交易法》称其立法宗旨是“为发展国民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