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雏形。最初有两类：其一早期的新功能、旧形式建筑，如上海早期江海关(1857)、上海江南制造局机械厂(1865)等，功能是近代的而沿用传统的庙宇、衙署形式；其二早期的中国式教会建筑，如上海浦东教堂(1878)、圣约翰学院(1894)和北京中华圣公会教堂（1907）等，按新功能设计平面而沿用当地建筑形式。从20世纪20年代起，近代民族形式建筑活动进入盛期，尤其是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大约10年间里达到高潮。形成这一潮流的主要背景是：①五·四运动以来，民族意识高涨，“发扬我国建筑固有之色彩”成为建筑界和社会的普遍呼声；②国民政府推行中国本位文化政策，在当时制订的《首都计划》和《上海市中心区域规划》中，对建筑风格都指定采用中国固有形式；③当时中国建筑师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学院派的设计思想，很自然地把运用中国民族形式当作折衷主义的一种式样来创作。一些外国建筑师也投入了这一行列。于是，在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建造的一批公共建筑中，涌现出一幢幢不同式样的民族形式的新建筑。这批建筑从单体建筑造型来说，主要有3类：①复古式建筑， 从整幢体量到细部装饰全部模仿定型的古建筑法式，如南京中央博物院（1936，梁思成顾问，徐敬直、李惠伯设计），仿辽代木构大殿；南京中山陵藏经楼（1937，卢树森设计），仿清代□嘛庙殿阁；北京燕京大学（1922～1930，美国人H.K.墨飞设计），校门仿清代府第门殿，方阁仿清代楼阁，水塔仿辽代密檐塔。这类完全复古的形式显然要以损害功能和增加投资为代价，所以建造数量不多。②古典式建筑，总的形体服从新功能要求，突破古建筑法式，但保持大屋顶等传统的造型元件和较严格的古典构图比例。著名的有南京中山陵(见中山陵建筑群)，广州中山纪念堂(1928，吕彦直设计)，原上海市政府、博物馆、图书馆组群(1929～1934，董大酉设计)、北京图书馆、武汉大学组群等。古典式建造数量较多，是当时民族形式创作的主流；③折衷式建筑，是对古典式的进一步简化，取消了大屋顶和油饰彩画，只在新建筑体量上适当设置一些经过简化的古建筑构件作为装饰，起符号作用。北京交通银行(1930，杨廷宝设计)、北京仁立地毯公司门市部（1932，梁思成改建门面）是运用符号较多的实例；南京原外交部办公楼（1933，赵深、 陈植、 童□设计）、上海江湾体育馆（1934，董大酉设计）是略为点缀少量符号的实例;上海中国银行大厦（1936，公和洋行和陆谦受联合设计）是高层建筑运用民族形式符号手法的尝试。这类建筑较好地取得新功能、新技术、新造型与民族风格的统一，是当时民族形式创作探索的重要进展。
